人口老齡化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人口統計數據，截至2023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9697萬人，占全國人口的21.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21676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5.4%，相比2022年再次上升了0.5個百分點。 我國自2000年開始發展老齡事業，繼而形成老齡事業與老齡產業發展并重的格局；2021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發布，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積極培育銀發經濟”；2022年初，國務院發布《“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銀發經濟；2024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從四個方面提出了總共26項舉措力促銀發經濟的發展，這是我國首個以“銀發經濟”命名的政策文件，厘清了銀發經濟的基本內涵，也為銀發經濟發展提供了具體指導。
這一系列政策演進的背后，既反映了政府從強調硬件建設到關注老年人需求的轉變，也體現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發展目標與時俱進。在此背景下，科學分析我國人口老齡化和銀發經濟的獨有特性，有助于探索最適當和有效的發展路徑。
-01-
在發展理念上，銀發經濟與“年齡友好型社會”“對人口老齡化的建設性回應”等概念密切相關，具有推動經濟發展創新的功能和積極社會意義；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銀發經濟不僅面向老年人，而且涉及目前尚年輕但正在步入老齡的一代。《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的發布表明，對我國而言，發展銀發經濟已在事實上被納入國家戰略安排。銀發經濟不只具有養老保障事業的屬性，而且是經濟領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具體抓手，是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
銀發經濟有助于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廣大老齡群體中的表現較為突出；老年人期待提高生活品質的愿望和需求更為強烈，進而推動著需求結構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既包括傳統的衣、食、住、行、用等基礎性的實物需求，也包括健康、養老等服務需求，此外還有藝術、休閑、娛樂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發展銀發經濟有利于順應這一趨勢，滿足老齡群體多層次和多樣化的產品及服務需要。
發展銀發經濟是助力我國產業創新發展的有力舉措。銀發經濟涉及面廣、產業鏈長、業態多元，孕育著產業新機遇，也必將催生新領域和新賽道。目前與老齡化相關的多種產業要素已初現端倪，老年金融、老年照料及護理智能化等領域正在創造出大量全新的職業及崗位。根據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銀發經濟的規模將是一個相當可觀的經濟體量，必將為推動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銀發經濟有助于促進代際公平和均衡發展。將銀發經濟聚焦于為老齡人口提供經濟保障和公共服務并不符合代際均衡發展的理念。事實上，未來老年人的健康和醫療支出需要通過對當代年輕人的健康投資和促使其行為發生轉變來改善，養老金問題需要通過提高年輕人的勞動生產率和擴大老年勞動力的經濟參與來緩解，老年照料負擔需要家庭和社區之間合理而有效的資源配置來解決。因此，銀發經濟的本質是通過促進不同群體和代際間的溝通、理解與協作，將個體發展的各個階段以及人口結構的各個層次連接起來。
-02-
我國人口老齡化既具有與世界同步的一些共性特征，也表現出與國家發展進程相關的獨特性，后者決定了我國銀發經濟發展將面臨的情境和挑戰，也是探索銀發經濟發展路徑的關鍵。
第一，老年人口規模龐大且人口老齡化速度較快，與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效應相疊加，導致家庭規模日趨縮小，但居家養老依然為主流養老模式。
盡管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在全球尚處于中上水平，但是我國老年人口規模龐大，截至2023年底，65歲及以上人口近2.17億人，這意味著全球不到4個老年人中就有一個中國人。
此外，我國自21世紀以來經歷了一個相當快速的老齡化進程。從2001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首超7%進入老齡化社會，至2021年這一比重超過14%進而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我國僅用了20年的時間；而日本、英國和法國所經歷的這一時間跨度分別是24年、46年和126年。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在快速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的同時，伴隨著人口出生率下降，2022年開始我國人口已經連續兩年負增長，總和生育率從2017年高位的1.81降至2023年的1.0左右。老齡化、少子化等趨勢性因素相疊加的直接后果就是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之比）的快速大幅上升，2020年至2023年，我國的老年撫養比從19.7%增至25.1%，上升了約5.4個百分點。
人口高齡化、少子化等問題導致家庭規模的縮小和照護壓力的增大。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2020年我國家庭戶的平均規模僅為2.62人，這意味著一人戶和一代戶的比例明顯增加。在家庭養老功能日趨弱化的同時，我國老年人的“家”情結依然濃厚。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調查分析，我國當前的養老模式主要呈現為“9073”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養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區支持養老，3%的老年人入住機構養老。
可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快速擴大的老齡人口規模和居家養老的主流需求將是我國銀發經濟發展面臨的基本形勢，這意味著“家門口養老”的相關配套將成為養老消費市場的重要部分，而“上門養老服務”或成為新經濟業態。在少子化、老齡化的趨勢下，銀發經濟需要統籌不同的社會系統，推進養老人才隊伍的建設和發展壯大，為家庭各方成員提供整體性服務。
第二，我國老齡人口具有高度異質性，代際差異顯著，核心需求層次多、多樣性強。
當前，我國老年群體按其出生年代的不同大致有40年的年齡跨度，其成長經歷交疊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變遷的不同階段，因而在教育文化程度、財富積累等個體特征以及消費習慣、需求偏好等行為特征方面均形成了高度的異質性。
目前70歲及以上的中高齡老年人出生于新中國成立前后，經歷了戰爭、自然災害等一系列事件，在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階段步入老年期，大部分具有實用型的消費偏好和量入為出的決策習慣，他們是銀發經濟中以保障基本需求為主的群體。
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是我國老齡人口的主體，也是與改革開放同步發展的一代，享受到了收入水平攀升和社會保障不斷完善的時代紅利，大部分具有更高的教育文化水平和知識技能儲備，也擁有更強的消費能力及意愿，往往在文化休閑等方面有更多需求，是銀發經濟中將市場潛力轉化為實際價值的重要力量。
50歲至退休年齡的年長工作人群是潛在的老齡人口，其職業生涯與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相伴，他們大部分具備更強的經濟實力，眼界更寬、素質更高、觀念更新，核心訴求往往體現在情感和自我實現等精神層面，既是前沿產品和服務的消費主力，也是對新產品創新研發的有力驅動，為有效擴大內需提供了重要的動能儲備。
面對如此多層次和多樣化的差異性需求，目前銀發經濟的供給體系尚不完善，大部分健康養老產品同質化程度較高，適老化也并不充分，在研發和應用豐富度上尚有很大提升空間。為了發掘銀發經濟中蘊含的巨大潛能，需要抓住老齡化相關需求不斷變化的特性。
隨著人口隊列的交替轉換，當前對就業崗位有各種要求的大齡工作者，很快會成為退休生活中各類文娛產品的消費者，繼而成為需要生活輔助性服務的老年人，最后成為需要照料和護理服務的高齡老年人，正是這些不斷變化的需求推動著銀發經濟供給側的細分與迭代。
第三，我國在“未富先老”的情況下快速步入老齡化，疊加人口流動的影響，使得老齡化在空間格局上具有顯著的城鄉和地區差異。
基于世界銀行的數據測算顯示，在我國開始進入深度老齡化的2021年，人均GDP為12551美元；而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進入深度老齡化的當年，人均GDP分別為43440美元、31363美元和72795美元，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經歷了更長時間的老齡化進程。我國在尚未實現共同富裕的情況下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老齡化在空間格局上的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
從城鄉視角來看，受改革開放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大規模流動并在步入老年后向農村回流的影響，我國人口老齡化表現出“城鄉倒置”現象。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2020年我國農村總人口中60歲及以上和65歲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分別為23.81%和17.72%，而城鎮相對應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5.82%和11.11%。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城鎮，人口老齡化水平卻高于城鎮，且先于城鎮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從地域視角來看，東北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接下來依次為中部、東部、西部。在省級層面，結合人均GDP與老齡人口占比兩個指標可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程度并不同步，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區處于“邊富邊老”的狀態，大部分省區則是“未富先老”。
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養老資源的錯配，增加了應對的復雜度。農村地區為銀發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應更加重視農村銀發經濟的事業屬性，同時充分利用土地和勞動力的資源優勢，在鄉村全面振興中助推銀發經濟的起步和發展。發展銀發經濟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和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適應不同地區人口結構變化的趨勢性特點，發揮國內大循環的優勢，做好地區間的要素調配和重點分工。
-03-
銀發經濟產生于人口老齡化不斷深化的時期，具有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雙重使命，不僅關系到老年人的民生福祉，更涉及到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如何應對要素結構變化的發展策略，因此，要從聚焦于老年人口向關注全人口、全生命周期轉變，政策調節邏輯也應相應轉型為以制度變革適應人口轉變。發展銀發經濟并不是挖掘老年人的消費能力以拉動內需，而是在超級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前把握重要窗口期，優化資源配置以更好地適應人口結構變化。
首先，在頂層設計層面，促進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相比之前國家推出的一系列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政策和規劃，銀發經濟進一步涵蓋了老齡事業和老齡產業的全領域，兼具養老事業“公平配置資源”的民生內涵和養老產業“促進經濟增長”的發展內涵，前者主要依靠政府的主導作用，保證銀發經濟的民生主導性和公共福利性，后者則更加依賴于市場作用的發揮，尊重銀發經濟的盈利性和市場性。
因此，在發展銀發經濟的過程中一方面要確保養老事業“兜底線、保基本、補短板”的基本導向，另一方面則應借助于產業政策因勢利導，盤活銀發經濟中的可經營性和準經營性資源，充分挖掘人口老齡化進程中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潛力產業，將銀發經濟融入現代經濟體系的全過程。
其次，在中層謀劃層面，促成供需兩側的協同互進。
在需求側加快共同富裕建設以增加居民收入，在供給側打造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二者共同促進有效的經濟循環，將銀發經濟的市場潛力轉化為實際價值。2023年底，我國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超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但人均消費支出卻低于相應水平，部分原因即居民特別是老年人群的需求未能從供給側得到充分滿足，這在涉老產業中均有所體現。
銀發經濟以其產業鏈長、輻射面廣、業態多樣等特性蘊含著大量的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潛能，也可以通過孵化新興職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供需自洽的特性。
就外部推進而言，要充分利用產業政策的工具，在供給側通過財政金融等宏觀手段實施補貼和政策優惠，縮短銀發經濟相關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形成周期；在需求側通過社會政策改革或融入更多社會發展元素于產業政策之中，增加大齡勞動者的收入，提高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水平和消費能力，讓老年人共享發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最后，在基層實踐層面，促進多主體共同參與，協調各種資源共同發揮作用，尤其要重視數字技術的應用和賦能。
培育銀發經濟需求動力的關鍵在于提高相關產品和服務的數量、質量以及市場便利水平，因此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線的基礎上，應大力引導各類市場主體和社會力量積極參與。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增多需要更多的專業養老機構，而機構運營成本大、風險高、盈利空間小的困境亟待化解；絕大多數老年人“原居安養”的訴求意味著居家養老依然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主流養老模式，而原生家庭力量不足已然成為最大瓶頸。
破解困局的兩個關鍵要素是人力和科技。一方面要突破對人力資源的狹義認知，鼓勵企業為老年人提供適老化工作機會，同時引導低齡老年人結合自身優勢發揮余熱，加入高齡老年人的服務者隊伍，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高齡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又可激活低齡老年人的生命潛能，提升老年群體的社會價值；
另一方面要善用科技來賦能助力，包括利用大數據洞察老年群體的需求以精準匹配服務，構建智慧管理系統打通政府部門、養老機構、社區、家庭之間的“信息孤島”，結合人工智能技術有針對性地推出個性化、定制化養老服務等，通過統籌不同社會子系統的資源形成社會共創的合力。
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獨有特性決定了我們要結合現實國情，注重多元主體的整合參與和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在保證老齡服務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將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發展戰略結合起來。銀發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市場機遇以及創新性產品、服務和工作機會。銀發經濟以更長遠、更前沿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為引領，以整體性為行動策略，以全生命周期關懷為戰略目標，助力我國老齡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