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環”，有人用“槍”，還有人用電刀。隨著醫生默念口訣，“一按二提三水平，四拉五捏六切割”，一片標記好的包皮在2秒內就被剝離了身體，像裁開一塊布，平整順滑。
2023年12月的一個午后，一百多位全國割包皮技藝最高超的醫生，通過比賽角逐出新一屆的冠軍。我申請旁觀了這場長達3小時的線上醫學比賽。為了證明自己是一個“嚴肅的觀看者”，我經過了主辦方的層層身份審核。
作為從90年代成長至今的一代，我對包皮的認知，起源于童年時期的電視廣告：通常是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緊簇眉頭，在頗具意味的特寫鏡頭里眺望遠方，伴隨著渾厚磁性的旁白——“來看xx男科醫院”，隨后男人雙手抱臂，在一片金光里露出“重振雄風”的微笑。
包皮賽場的畫風顯然直白許多，甚至有些單調。每位選手的名次都取決于6分鐘的手術錄像講解。主刀醫生的臉不會出現，只有一雙雙上下翻飛的手拉起縫線，在略顯血腥的包皮組織間快速穿梭——當手術刀劃過患者的皮膚時，痛感仿佛也穿透屏幕。
對于非醫療背景的人來說，短時間內直面數量眾多的男性生殖器官，的確需要一點心理準備。最開始，好奇心和羞恥感，在我心里來回拉扯，但看過幾個手術視頻后，很快適應了。
最終，冠軍被一位叫江其琦的青年醫師摘得。他用幾幅漫畫提煉了割包皮事業的價值：大時代、小器官，小手術、大乾坤。這讓他獲得評委額外的青睞，認為他展示了疲憊的中國醫生所稀缺的人文關懷。
比賽結束后的一個月里，我先后與主辦方、評委及部分參賽醫生進行了訪談。我想探索的是，一個世俗意義上代表著男性尊嚴的器官，在醫學領域如何被理解和對待。以及，在這個“談性羞恥”的社會環境中，我們應當如何抵達科學。
隨著交流的深入，我逐漸意識到，割包皮遠不止關于身體層面的皮膚割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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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輩到同齡人，我很少聽到周邊男性會談及這個稍顯“敏感”的話題，割包皮似乎是一種帶著羞恥意味的，對身體的修正。
但男科廣告又無孔不入，從電線桿、短視頻、課后傳單，到搜索引擎的競價廣告，文案里甚至充斥著諸如“父子同行，第二根半價”這樣有點幽默的促銷詞匯。
大眾缺乏對包皮手術的正確認知，在醫療界是普遍共識。與參賽醫生的聊天中，我聽到一個極端案例。
患者老何在23歲時離家出走，直至53歲才被兒女找回來。幾番盤問，老何吐露心聲，年輕時每次夫妻生活他都痛得厲害，自卑難受，卻不敢聲張。
來接診的大夫確認老何是包莖，但切開后發覺，“里面像菜花一樣”。后來確診是陰莖癌，要切除部分器官。本是五分鐘手術就能解決的問題，卻以出走三十年換來悲劇。
包皮相關的疾病，不僅與患者本人相關。“包皮冠軍”江其琦的男科門診里，常有患者帶著伴侶一起來看病，基本都是男性包莖或包皮過長，不易清潔，“衛生條件不好，導致女性感染，兩個人都需要做抗感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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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患者中最常見的誤解是，想通過割包皮來提升敏感度，或者解決早泄問題。“不能說完全沒有用吧，但并非強相關。”王欣是這次大賽主持人，他擔憂泛濫的男科小廣告，把包皮手術和性功能強大劃上等號，容易導致診療行為擴大化。
王欣曾在廣東中山市的衛生局接待醫療投訴，他發現，關于包皮手術的投訴最常見，“患者覺得花冤枉錢了”。
通常，正規醫院包皮手術的價格在2000-4000元不等，但不正規的機構能收費上萬元。這種欺詐手法，業內俗稱“拴馬”：以免費割包皮為名騙人來，等患者躺上手術臺，再加一堆項目。王欣見多了這些套路，點出其中關鍵在于，“黑醫院”抓住患者對性功能的焦慮心態，連恐帶嚇，一步步把錢掏空，“將你身上這些肉卸完才把你放回去”。
不止一位醫生表達過，包皮環切器的出現，降低了手術門檻，但也成為部分人鉆空子的工具。割包皮成為一門紅火的生意，隨之而來的操刀者卻良莠不齊。“一些小作坊，今天在城西被查封了，明天換個法人又在城東開家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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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門診里，一個有意思的反差是，“該割的人沒去割，不用割的著急割。”
每年一到寒暑假，王欣所在的醫院總會迎來一大批攜男童而來的家長。當了二十年的醫生，王欣的觀察是，“包皮季”是近十年才出現的，某種程度上是中國家長焦慮之下的產物。
家長也說不清楚“為什么要給孩子做包皮手術？”，“為了健康，為了孩子好”，“別家孩子都做了，我們也得做”。
面對新世代的包皮焦慮，專業的醫生們有些無奈，“切掉容易吻合難”，小兒的包皮有一定的概率回退，大部分人不需過早干預，“除了一些極端情況”。
在賽后交流中，另一位醫生頗為嚴肅地提醒，孩子本人的同意很重要。他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包皮手術過程中充滿恐懼，一度嚎啕大哭，甚至在術后留下長期的心理陰影。
這位醫生分享了一些“畸形時刻”：為了讓孩子浸泡15分鐘的消毒液，家長要做三四個小時的心理工作，最終結果可能是紙杯被一腳踢翻在地，家長煩躁加劇，甚至對醫生發起脾氣，醫院走廊充斥著家長對孩子動手的吵鬧聲……
一位母親，把8歲兒子術后的包皮，與丈夫未做手術的包皮做對比后，憤然沖向醫院——她主張，醫生割多了。主刀的郭濤醫生很苦惱，他很難說服這位母親，什么是包皮的合理長度。市衛健委電話詢問，最后郭濤拿出醫學書籍，又是拍圖又是配文，好不容易糾紛才被撤銷。
聽到此處的我，卻有點理解這位母親——成長于傳統社會規訓下的中國女性，或許一生也沒見過太多陰莖，對比項太少，又如何能知曉“正常的應該是什么樣的”。
這樣的例子不算稀奇。有人質疑割多了，也有人質疑割少了。醫院里有家長犯嘀咕，花錢了，可割得不明顯，有沒有效果啊。方寸之爭的討論微妙，多一寸，磨人，少一寸，心疼。
長期以來，醫生群體對割包皮的審美也有東西方流派之爭，西方主流強調不留一絲贅余，“要像一支鉛筆一樣光滑”，東方則延續含蓄美的哲學，“凡事留點余地，包括割包皮”。留一點余地也是“給未來上個保險”。“萬一以后身上有外傷，包皮可以用作缺損皮膚的替代材料，”王欣解釋道，“最直接的就是尿道損傷，比起人工材料，用包皮修復的性價比要高很多。”在賽場上，只拿手術刀的醫生被稱為手工派，他們招式靈活，講究“量體裁衣”，善于處理刁鉆部位和疑難角度。最多人使用的是環切器，又稱“包皮槍”——它的形狀像手槍，按下切割閥的那一瞬，會發出“咔嚓”聲，似子彈上膛。像美術生構圖一樣，他們會畫出內外基線和中軸線，探索“柱體的對稱美學”。平行，定位，沿垂直方向翻扯包皮，再探一探不同皮組織的延展性和軟硬度，以便調整細微之處的切割角度。有評委形容，“要把它當做藝術品來做”。◎一次性包皮環切器，又稱“包皮槍”｜圖源：網絡
參賽醫生們有很多“微創新”。它們稱不上是重大創舉，但都圍繞一個重點：如何讓患者有更好的體驗。有醫生沒有剔除患者周邊毛發，而是在紗布上剪一個洞露出手術部位，避免新的毛發長出來時扎得難受。有人分享術后涂抹藥膏的細致手法，“沿著環淡淡地涂”——這樣不會讓結痂堵到尿道口，影響患者術后小便。還有一位醫生展示自制的“術后保護裝置”，它和打包貴重易碎快遞的原理類似，都是向保護套內注入空氣。這樣能巧妙避免傷口與衣褲摩擦，緩解術后早期疼痛和水腫。來自昆山市第一人民醫院的李云龍評委，尤其關注這樣的細節。他舉例，有的護士打完針就走了，有的打完針把病人的手放回被子里，給他蓋好再離開，“這樣的小事能體現醫者的深度，我們這種‘喜馬拉雅山頂峰’的比賽，也應該是關于深度的討論。”他用兩段詼諧的話進一步闡述——“包皮手術與其它器官手術的一大差異在于，前者的問題往往是隱蔽的，做完后都塞褲子里了嘛。為什么好多人說沒什么大事，因為中國人忍耐力強，經常說算了算了。”“醫生如果覺得是小手術，咔咔幾下子就結束了是吧？但是你這一次咔咔的，人家從20歲到80歲，60年天天小便，每天小便一次看一下。你做得這么難看，萬一他哪天精神崩潰了怎么辦？所以說，只有小器官，沒有小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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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闖入決賽的15名醫生里，王進良顯得有些特殊。
通常在醫療領域，各種手術大賽約等于全國頂尖三甲醫院醫生之間的廝殺，但割包皮手術大賽成為例外。“場上各位都是來自上級醫院的大咖，我是唯一一位來自基層醫院的醫生。”王進良略帶緊張地自我介紹。所謂“基層醫院”，指的是社區醫院、鄉鎮衛生院、專科診所等的總稱。它們數量龐大，但在醫療資源配置上往往遠低于城市三甲醫院。從醫二十余年，在邵陽西湖橋腹外疝專科醫院工作的王進良，只做兩種手術——疝氣和包皮，就這樣一直做到了副院長。我問他，不枯燥嗎？他笑著否認：“不枯燥，我很喜歡。”王進良覺得，割包皮是為數不多的、靠個人努力就能做好的手術之一——不受制于醫院的醫療資源好壞，無需大團隊、進口藥，用最基礎的醫療器械，就能獨立完成，“加上有了網絡學習，我可以慢慢提高自己的技術。”在三甲醫院，一名外科醫生日常需要做幾十種手術，割包皮通常不受歡迎。一位參賽醫生說，有資歷的高階醫生選擇做復雜精密的“大手術”，通常和“xx癌”相關。割包皮是大家公認的“出不了什么大事的小手術”。但這可以給專科醫院機遇。這里案例相對集中，給醫生專攻的可能，久而久之，也涌現了和三甲醫院水平不相上下的技術人員。王進良就是其中之一，每年他能做上七八百臺包皮手術，最多的時候一天就要做四十臺。◎早在古埃及明陵墓上，已出現包皮手術的身影
區別于其他參賽醫生，王進良的“技術要點”是，手術前后與患者長時間、階段性地溝通——你很難想象一位三甲醫院的醫生會主動留聯系方式給每一位患者，但王進良會這么做。他的微信好友已加滿5000人，每天下班后依然需要回復病人的問詢。這的確帶給他一些麻煩。比如患者會重復性提問，這會兒問術后能不能吃香蕉，過會兒又問蘋果可不可以吃。但王進良長于鄉村，身處縣城，懂得更下沉患者的難處。“大家總是默認，病人術后如果出現問題了，就算找不到原來的主治醫生，也可以去附近的社區門診，痛了就去藥店買止痛藥，出血了就重新包扎。但是農村不一樣，農村沒有這個條件，你讓他們怎么辦？”
王進良有不少病患是從農村趕來看病的，單程就要一百多公里。“他們其實沒得辦法，只能求助于你。你不給微信不給電話、不及時指導他處理的話，可能就成醫療事故了。”不過比賽中，除了王進良這顆“獨苗”，報名的其他四十余位基層醫院醫生，都在決賽前被淘汰掉了。基層醫生幾乎“全軍覆沒”，或許和他們的演講呈現表達有關系。王進良說，他所在的專科醫院，平時幾乎沒有拍手術視頻的習慣，為了參賽，他不得不現學一些最基礎的剪輯軟件。而賽場上的部分選手在條件更好的醫院工作，有專業的宣傳科給他們提供支持。比賽舉辦者郭濤，點出另外一個事實：醫生的手術創新需要條件支持，有想法只是第一步，得靠醫院和制度的推動，才能將想法轉化為產品和專利。這些創新，在三甲醫院還能助力醫生職稱考試加分、晉升，“但基層醫生沒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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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手術是男科醫生的一項主要業務，但要成為一名優秀的男科醫生，要掌握的技能絕對不止手術。
男科門診里，不乏戴著口罩和帽子，做足掩護來看病的患者，他們通常表達含蓄，話里有話。醫生江其琦在問診交流上，就逐漸練就一套“讀心術”秘訣——通常人們溝通是把重要的事放前面說，但他發現，男科的病人不是，他們會隱藏自己，先說一些無關緊要的，“比如最近有點尿頻啊，懷疑自己是不是前列腺炎等。你給他說明白了，他還是抓著你問東問西，最后忽然說，醫生我順便問一下哈，怎么可以更持久？”因此男科的問診，首先要琢磨出患者“來此的真正目的”。漢語詞匯博大精深，光是生殖器的替代詞匯都有一堆。不過大部分時候，一句“我不行”，足矣。有時，面對患者在性取向上的難言之隱，江其琦也需要靈活機動的處理方式，“比如婚后無法和妻子進行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我往往要把他的親屬全部都支開，單獨確認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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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不愿直說的患者，一些人為制造的“男科疾病”讓他更為困擾，他不得不面對很多“不是病的病”。采訪當天，他剛接診完一位憂心忡忡的男性，自稱有收集異性私密物品的癖好。江其琦安慰他：這叫性偏好，你可以得到快樂就很好，這不是病，純屬個人喜好，只要對方不反對，沒有危害到社會和他人，就不需要去糾正它。又比如早泄，也不算嚴格意義上的“醫學疾病”。醫學對于射精潛伏時間標準尚有爭議，但這卻是男科門診最常見的一種“病”。江其琦見過太多本身性功能沒有問題的人，但仍以“不夠好”為由前來問診。
“雖然不是病，但問題是真實存在的。”話鋒一轉，江其琦開始剖析患者的處境，“我們不會區分是不是病，并非所有問題在醫學課本都有涉及。時間短可能影響他的性生活質量，影響夫妻感情的和諧，影響家庭乃至社會的穩定……我還有好多患者，是因為生殖器太小而不夠自信。在醫學允許的前提下，我會盡可能地滿足需求。”
他用一句形象的對比向我進一步解釋：“別的醫生是有病治病，沒病回家；男科醫生是，我可以讓你更好。”但和女性有“服美役”的壓力類似，不少男性在追求“更大更強”的過程中，容易傷害自己的身體。而這和一些廣告和短視頻中強行制造性焦慮有關，“比如他們看到視頻男主可以半小時甚至一小時，就覺得自己很弱。”
在江其琦的門診室里，提出要做增粗延長手術，或者割完包皮后又想延長的患者，不在少數。還有些人，要求進行一種名為包皮皮下埋珠的手術，意于提高性功能和體驗。
有一些埋珠后出現感染化膿或者包皮嵌頓的患者，埋進去的珠不僅留不住，反而導致了二次手術，“他們此前再診求醫的過程總是四處碰壁，苦不堪言，身心受到很大的創傷，常表示十分后悔。”
在賽后交流的環節，評委們聊起一則軼聞。
一位北京的“大人物”要割包皮，院方緊張得不行，給出幾套備選方案，最終確定全麻，上吻合器。“包皮手術可以快餐式做，也可以五星級做。那對比你給鄉鎮醫院的一個農民工割包皮，心態是不是一樣的？”評委李云龍若有所思道。
當這個“心態問題”被轉問給其他受訪醫生時，每個人都遵從倫理角度回答：是的。
王進良醫生答完停頓了一下，隨即說道：“說句實在話，有時候我們給一些有來頭的人做手術，還緊張一點。畢竟普通人溝通了，你只要解決他的實際問題，他就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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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科醫生的網絡交流，常有尷尬。有時一個病例圖發過來，還沒點開就“看不到”了；相關課程視頻，總被各平臺判定為“淫穢色情”，無法分享。
大多數男科醫生的現實處境，也是尷尬的——他們既無法成為醫院榮譽墻上的“手術明星”，也沒能在收入上躍居眾科室的中上層。江其琦感慨，比起那些性命攸關的病痛，大部分的男科學問更像是“錦上添花”的存在。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上，和“性”相關的事情重要性也總要往后排。作為包皮大賽舉辦者，郭濤分享了一個自己的“心機”：他特地為比賽設置了大眾投票環節，投票是一個由頭，男科醫生在朋友圈里呼吁同行好友來投票的過程中，能展身手，獲得掌聲，讓“男科”被看見。即便比賽拿到這樣全國性的冠軍，也無法帶來“直接的好處”，比如收入和職稱的增長。不過“包皮冠軍”的成績還是很快被更新到網站介紹中。和獨立成科的婦科不同，在不少公立醫院，男科往往只是泌尿外科的“附屬品”。這導致，“男科醫生如果想要評高級職稱，考的卻是泌尿外科的內容。”郭濤舉例。
此外，泌尿外科的績效主要取決于手術量，這對以門診為主的男科并不友好——不僅造成收入劣勢，還和男科診療中“關懷患者”的理念是違背的。“病人的利益和醫生的考評產生沖突，這會阻止體系中的醫生成為一個好的男科醫生。”在賽后交談中，有醫生表明對行業的隱憂。
被忽視的還有醫療資源。采訪中不止一位醫生抱怨，公立醫院在男科藥材和器械上的引進不夠重視，手術收費項目也不齊全。像達泊西汀這類提升性功能的常見藥物，一些公立醫院開不出來，“于是病人只能外購，但外面市場又亂。”
江其琦提到另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男科兩塊重要內容——生殖和性功能，都走不了醫保報銷。這讓他很頭疼，“生殖繁衍，關系到家庭跟社會的穩定嘛，既是個體的需求，也是社會的需求。”
但他覺得，短期內要求醫保覆蓋報銷，可能性并不大，“性功能方面的報銷，五年之內無望。”原因是，醫保資金池仍十分短缺，以及社會整體性觀念的落后，“觀念改善是一個長久的事情。”
2021年，江其琦所在的福建省立醫院，把男科專業從泌尿外科中單獨細分出來。調系后，江其琦的“大手術”變少了，這對一個男科醫生的意味著什么？
他分享了一個思維上的變化，“有些醫生喜歡發朋友圈，說今天做的手術有多大多難。來男科后我意識到，大和難，只是技術人員自己的評定體系，患者未必這么看。”
“假如你是患者，一個醫生治療勃起功能障礙很好，另一個做腎臟腫瘤手術很好，你覺得誰更厲害？”他反問。說實話，我內心第一反應是選后者，但不好意思說出口，委婉道，“因為我是女性，我可能不太能體會到前者……”江其琦又補了一句，“那在短視頻平臺上，你覺得哪個醫生流量更高呢？”這次我沒有回答。他解釋，再小的手術，對患者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可能讓他重拾去公共澡堂的信心，也可能幫他交上新女朋友，“除了解決病痛，男科醫生更是為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和體驗而生的職業。”“偶爾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是采訪時醫生們常念叨的名言。解決男科問題，不只依靠藥物和手術，來自醫生的心理關懷和伴侶支持也同樣重要。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來自醫生王欣的思考。“還有一些疾病的根源，來自社會更宏大的層面。”王欣說，這一點，即使是技術頂尖的醫生可能也束手無策。“比如對于勃起功能障礙的患者來說，他一邊擔心著明天會不會被裁員，一邊還想今晚表現出色，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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